“互联网高歌猛进的时代结束了。”如果这句话注定成为中国互联网的历史韵脚,那么2021年就是最生动的见证。
这一年,头部互联网平台频繁出现在社会新闻的争议中;这一年,顶层设计开始推动平台之间打破“围墙”;这一年,“退休”和“半退休” 的创始人和高管名单在增加;这一年,不同平台势力之间的角力愈发明显;这一年,“996”成为过去、裁员压力依旧高悬;这一年,新能源、元宇宙的风继续吹。
同时,这也是中国互联网最壮观的一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1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1.6%。十亿用户接入互联网,形成了全球最为庞大、生机勃勃的数字社会。
应当说,最热闹还是互联网,最沉寂也是互联网。
图片来自电影《头号玩家》
反垄断下猛药 声声慢声声降
“反垄断”是2021年头部互联网公司绕不过去的关键词。
4月10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阿里巴巴在中国境内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实施“二选一”垄断行为依法作出处以182.28亿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这是中国反垄断史上最大的罚单,可谓平地一声惊雷,引发行业震荡。
事实上,强化对互联网行业的反垄断监管在2020年末就已有确定信号。2020年11月,《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开始公开征求意见,2021年年初正式颁布实施。2020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将反垄断列为2021年经济工作领域八大重点任务之一。
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巴巴“二选一”垄断调查通报
在阿里巴巴被处罚后的三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税务总局召开了互联网平台企业行政指导会。包括百度、滴滴、京东、快手、美团等在内的34家互联网公司被要求要在一个月内全面自检自查,逐项彻底整改,并向社会公开《依法合规经营承诺》,接受社会监督。
尽管信号十分强烈,但平台的对依法合规经营的领悟似乎不够透彻,反垄断执法在互联网领域依旧高潮迭起。不出半年,“巨额罚单”再次降临。
2021年10月8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美团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独家合作保证金12.89亿元,并处以其2020年中国境内销售额1147.48亿元3%的罚款,计34.42亿元。
在两起“二选一”巨额罚款案件中间,针对互联网公司的“罚禁”消息叠出:7月7日,市场监管总局对互联网领域的22起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件立案调查,涉及阿里、腾讯、苏宁易购等公司;7月10日,市场监管总局公告显示,由腾讯主导的虎牙斗鱼合并案被禁止;7月24日,市场监管总局责令腾讯解除网络音乐独家版权,并对腾讯处以50万元罚款;8月30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称,对美团收购摩拜未依法申报开展调查。
10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修正草案)》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修正草案相较于2008年版的反垄断法,法条由57条增至70条,其中不乏对数字经济领域利用数据、算法等方式进行排他性竞争的限制内容,同时加大了罚款力度,并增加了“鼓励创新”的内容。
重拳之下,成效卓著。
11月18日,国家反垄断局正式揭牌。而在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再次得到强调,意味着反垄断在执法层面将常态化、系统化地铺开。
11月20日,市场监管总局通报对43起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件的处罚决定。43起案件均为过去应当申报而未申报的交易,较早的可追溯至2012年,涉及企业主要有腾讯、阿里、百度、京东、滴滴、苏宁。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通报中,市场监管总局对企业申报意识提高、主动梳理和报告的态度予以了充分肯定。从“专案调查”到“主动报告”,这一年互联网的《反垄断法》普法教育,取得了积极成效。
秘密花园藩篱破,shall we talk?
年尾的一个历史性事件是,微信终于可以打开淘宝链接了。
11月29日,微信发布《关于〈微信外部链接内容管理规范〉的更新声明》,声明提到:点对点聊天场景中将可直接访问外部链接,并将在群聊场景试行开放电商类外部链接直接访问功能。
这应当是9月份“屏蔽网址链接问题行政指导会”风声走漏以来最显著的成果。9月13日,针对屏蔽链接网址这一问题,工信部相关部门提出有关即时通信软件的合规标准,要求9月17日前各平台按标准解除屏蔽。
然而平台之间的互联互通进展缓慢,不及理想效果。
“屏蔽”之风起源于2008年,淘宝宣布屏蔽百度爬虫,即百度的搜索结果里不会出现淘宝内页的商品,随着著名的“3Q大战”爆发,平台之间的互相屏蔽变得更为频繁。淘宝和微信的相互屏蔽在2013年的推拉之中成为定局,此后各平台之间的界限变得愈来愈分明。
头部平台以规模优势,按屏蔽和接入划分敌我阵营,打造闭环生态的“秘密花园”,“互联网”变成BAT、TMD。久而久之,用户都习惯了,反而是平台开始叫屈。
2021年2月,抖音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交诉状,起诉腾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制微信和QQ用户分享抖音内容,并索赔9000万。也是在2月份,淘特向微信提出了小程序和微信支付申请。
8月3日,阿里巴巴董事长张勇在业绩电话会上针对不同平台之间互联互通的问题表示,“互联网就应该互联,开放也是数字生态共建基础。相信平台之间的大循环带来社会价值。”
然而,互联互联远不止“屏蔽解除”这么简单,相关人士指出“互操作”和“数据可携带”是关键。“互操作”意味着在一个应用内能否允许其他应用功能的调用,并与它共同协作完成任务;“数据可携带”需要考虑的则是,用户在转换使用的平台时能不能携带相关数据。其中涉及到的诸多标准界定、权责界限和数据安全问题,当前并无统一规范。
微信淘宝“甜蜜蜜”只是一个开始。微信中的抖音链接仍然需要靠火星文、抖音码,百度搜索不到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的推文,淘宝、盒马仍无法使用微信支付,美团尚不支持支付宝……不过,随着顶层设计推动平台打破围墙、平台再次呼唤互联网的初心,“互联互通”在操作细则上的真空有望在各方的期盼下快速填充。
数据安全滥觞 寡头上市退市忙
在多份出于不同立场归纳的“2021年度失意公司”榜单中,滴滴都赫然在列。
12月30日,滴滴公布了截至2021年6月30日未经审计的第二季度业绩以及截至2021年9月30日未经审计的第三季度业绩。财报显示,2021年第三季度,滴滴的总收入为427亿元人民币,环比二季度的482亿元下降11.48%。
第三季度发生了什么?6月30日,滴滴正式在纽交所挂牌上市。开盘当天,滴滴股价大涨18.93%,报16.65美元/股,市值约798亿美元,滴滴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但“反转”来得很快。
7月2日晚,网信办宣布对滴滴出行实施网络安全审查。4日,网信办发布通报称,因存在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对“滴滴出行”App予以下架处理。16日,网信办会同公安部、国家安全部、自然资源部、交通运输部、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联合进驻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开展网络安全审查。
同时成为网络安全审查对象的还有运满满、货车帮、BOSS直聘。但作为行业领导者,滴滴无疑是最受瞩目的,也是影响最深远的。半年过去,滴滴股价跌跌不休,审查仍在继续。
12月3日,滴滴宣布董事会支持公司从纽交所退市,已批准公司进行相关工作,董事会也授权公司启动在香港主板上市的准备工作。30日发布首份财报的同时,滴滴宣布,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兼CEO张勇辞任滴滴董事会董事,阿里高级法务总监张毅被任命滴滴董事会董事。
滴滴出行微博首页
滴滴事件背后,折射出互联网平台的数据安全不仅涉及个人隐私,也事关公众安全、国家安全。而随着国际冲突升级、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加,维护网络数据安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随之上升。
最近,阿里云也陷入网络安全隐患阴霾之中。因发现Log4j2组件严重安全漏洞隐患未及时向主管部门报告,未有效支撑工信部开展网络安全威胁和漏洞管理,阿里云被暂停工信部网络安全威胁信息共享平台合作单位6个月。
尽管阿里云与滴滴并非同一范畴的问题,但都暴露出网络数据安全隐患牵扯甚广,平台亟待强化主体责任。
2021年先后颁布实施的《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与2017年6月1日生效的《网络安全法》一起,共同构成了我国网络空间监管的“三驾马车”,作为补充的《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则进一步细化了执行层面的具体要求。
这些制度的完善,将为构建数据安全体系提供清晰的演进路线。但“顶层敲打”不应是平台合规合法使用数据的唯一理由。
在《年度得到·何帆中国经济报告》第三期中,提到了一个叫极飞的公司,这是是一个在新疆做农业科技的无人机公司,他们积累了很多关于农业生产的数据。
何帆提到,如果按照传统互联网企业的思路,这些数据可以用来卖种子、话费、农药,让农民开店卖货,甚至可以用数据预测农业收成,就可以做金融保险服务。
但极飞认为,这条路绝不能走,“这些数据归根到底不是极飞,它是农民的,甚至有一些跟国计民生的相关的数据应该是国家掌握的。如果想通过垄断这些数据赚钱,看起来赚得很容易,但是这个钱赚得不踏实啊。”
对比之下,标榜“以用户为中心”的互联网寡头,早已经丢弃了这份克制,当这句话只体现在一份份公告和声明中,便显得格外讽刺。
目的不是开罚单 安全驾驶桑榆非晚
不由分说,2021年互联网的是非特别多,反映到具体个人层面亦是如此。与996 成为过去对应的是,互联网高管的“退休潮”。
3月,黄峥宣布辞任拼多多董事长,由陈磊接棒;5月,张一鸣发布内部全员信,宣布将CEO一职交给梁汝波;10月底,快手的灵魂人物宿华辞去CEO一职,由联合创始人程一笑接任;12月有消息称,京东老将闫小兵将于春节后退休,国际业务由原京东零售通讯事业部总裁 Daniel Tan(陈冠翰)接任;马云也在今年选择沉默并主动隐身和阿里切割。
退,似乎成了“君子见机、达人知命”的选择。互联网在中国发展至今仍不逾30年,但操盘手大多早已过了而立之年。
今年共同迈入“知天命之年”马化腾和丁磊,也许都能回想起在20多年前在BBS做站长的经历,那是1995年。这一年也被视作中国网络大潮的发端,届时,马云在杭州创办了“中国黄页”网站,张树新在北京创立了“瀛海威时空”,并在海淀路口竖起了“中国人离信息公路有多远——向北1500米”的那块著名广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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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信息公路已经近在眼前,但互联网早已经不令人兴奋。
看上去,2021年的监管利剑似乎不宣而战,频频挥向互联网,实际上,是互联网平台在“趋利”的自动驾驶中横冲直撞、屏蔽了红绿灯信号。
有人说,从事软件开发的人常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已经完成了项目90%,接下来我们要完成剩下的90%。”随着基础建设日趋完善,互联网来到新的十字路口,如今“剩下的90%”越走越远,一些公司已经成长为巨型商业机器。
2021年,互联网闯红灯记忆足够深刻,所有市场主体都应当思量“防止资本野蛮生长”的内涵,枪响之后没有赢家,不要等“罚禁”公文来提醒你为什么出发——让链接成为连接,让比特止于比特,让人成为目的,让技术回归手段。
2022年的第一个工作日,网信办等四部门发布《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该规定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网信办等十三部门联合修订发布《网络安全审查办法》,该办法自2022年2月15日起施行。